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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之镜，最相亲傍
中国古代的文人与砚
︱刘洁︱
在中国的文房用品中，砚的存在如同纸与墨，不仅具有形制与材质上的特点，也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砚”与“研”谐音。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研，石靡也。”以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数块黑色天然颜料的盖板研磨器为例，从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可以说明“研”最早主要用于研磨矿物质颜料，是一种偏向于生产生活工具性质的器物。《文房四谱·砚谱》记曰：“伍缉之从征记云，鲁国孔子庙中有石砚一枚，制甚古朴，盖夫子平生时物也。”此时的石砚只是一种普通研磨器。“砚”被赋予文房的内涵，是随着制墨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变化的。其名称始于汉代，在汉刘熙的《释名》：“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表明砚的功用仍为与研磨的“研”相同，也表明了由“研”向“砚”的过渡阶段是否使用研石，并没有影响这种器物最终的功用。《说文解字》释“砚”：“砚，石滑也。”可见砚的工艺精细之处在于使其具有光滑的表面。
“砚”与文人之间产生密切关系，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参与到绘画创作中不无关联。北宋米芾《砚史》记曰：“晋砚见于晋顾恺之画者，有于天生叠石上刊人面者;有十蹄圆铜砚，中如鏊者。余尝以紫石作之。有上圆下方，于圆纯上刊两窍，置笔者;有如凤字两足者，独此甚多，所谓凤凰池也。盖以上并晋制，见于晋人图画。”此时绘画线条的精细化，对砚的材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汉代砚虽以三足圆形为多见，但从目前的出土文物来看，当以出土于南京太平门外西晋墓中的越窑青釉三足瓷砚最有代表性。又见《砚史》中记载：杭州龙华寺收梁传大夫瓷砚一枚，“甚大，磁褐色，心如鏊。环水如辟雍之制。下作浪花摧环，近足处。而磨墨处无瓷釉，然殊着墨”。这方砚来自士大夫阶层，可见这一阶层已经有收藏和赠予砚的喜好，此处描写的应是早期的辟雍砚形制。明人陈继儒在随笔集《妮古录》中说：“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
古代文人墨客与砚
砚是文人的案头之物，他们的书斋生活常常与文房用具相伴。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有一段：“良砚为砺友，宝镜为明友。”是说无镜者不能正其身，无砚者不能载其道。视长物为友，可怡情也可致知，格物观心，皆有良伴。文人以砚为友，早已不是奇谈。由于砚的形制多样，格调高且功能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因此也常被作为礼物馈赠。例如苏轼一生身行万里，朋友遍天下，他与朋友相互馈赠的礼物中就有砚。苏轼书画兼长，他也经常慷慨赠送自己的书画作品，如赠程之才《表忠观碑》：“杭人送到《表忠观碑》，装背作五大轴，辄送上。老兄请挂之高堂素壁，时一睨之，如与老弟相见也。”此外，还送人砚石：“不敢以俗物为贺，所用石砚一枚，送上，须是学书时矣。”周文之送苏轼书画：“近蒙寄示画图及新堂面势”。在苏轼的《答杨礼先》书中有送石砚的一段描写：“厚贶狨皮、石砚、蜡烛，物意两重，不敢违命，但有愧灼。”念着“生无田，食破砚”的苏轼，十二岁在地里挖得一块奇石，被其父命名为“天砚”授予他。此后他赏砚、藏砚、刻砚、赠砚，成为“砚痴”的代表。
砚台在文人的世界中不仅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成为他们喜爱收藏的物品之一。宋代苏仲恭之弟就曾用一处唐晋古宅向米芾换得一方李后主砚山。也有人为了一方砚台，不惜花大价钱。如明代正四品的太仆寺少卿米万钟，虽年薪俸仅为米十二石、银六十余两、钞一千八百三十六贯，但他却舍得花五百两白银购回一方砚山。而为了一方中意的砚台使用计谋获得的例子也是有的。据宋代何《春渚纪闻》记载：“一日，上(指宋徽宗)与蔡京论书艮岳，复召芾至，令书一大屏。顾左右宣取笔研，而上指御案间端研，使就用之。芾书成，即捧研跪请曰：‘此研经赐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上大笑，因以赐之。芾蹈舞以谢，即抱负趋出，余墨沾渍袍袖，而喜见颜色。”皇帝一般不会轻易将“御用之物”赐予臣下，因此，米芾看中宋徽宗的砚台后采用了小小的计谋，以“此研经赐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为借口，向宋徽宗求赐，于是宋徽宗也顺水推舟地将砚台赐予米芾。文人甚至将自己收藏的砚台陪葬。《遂昌杂录》中记载了一段逸事：“和靖先生……杨琏真珈亦发其墓焉。闻棺中一无所有。独有端砚一枚。”文人对砚台的钟情于此可见一斑。
砚谱辑录的文人倾向
随着砚之用料和形制的多样化，蟠龙、荷花、梅花、山水等纹样，以及书法等具有文人审美倾向的元素加入砚台的制作中。同时，文人阶层喜爱收藏砚台的雅好，催生了许多砚谱(大部分含砚图)。在《四库全书》中就收录有《砚史》《歙砚说》《辨歙石说》《端溪砚谱》《砚谱》《砚笺》等书。
据宋人撰《端溪砚谱》云：“龙岩盖唐取砚之所。后下岩得石胜龙岩，龙岩不取。”可见龙岩为唐最早取石之处，后开采下岩，著名者如大西洞。端石石质以下岩最佳，中岩、龙岩、半边山岩次之，上岩又次之，蚌坑岩、后砾岩最下。《端溪砚谱》、米芾《砚史》及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曾对各岩的优劣特性有过详述，云下岩明莹石嫩，色青紫，温润，着墨快，扣之清越，磨墨无声。下岩石居水底，得之极难，唐末开采已渐稀少。
传为宋唐积撰的《歙州砚谱》有一段记录：“婺源砚，在唐开元中，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垒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温润大过端溪。后数世叶氏诸孙持以与令，令爱之，访得匠手断为砚，由是，山下始传。”这段传说，记载了歙砚开采的缘起。而歙砚坑自开采后，“延蔓百余里，取之不绝”。有的砚坑也有断续更替。主要砚坑有眉子坑、罗纹坑、水弦坑、溪头坑、金星坑等数十处。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谓歙砚：“其砚色黑，亚于端。若得其石心，则巧匠就而琢之，贮水之处，圆转如涡旋，可爱矣。”与端溪砚相比，歙砚具有自己的特色。
明清以来流行辑录砚谱，加之封建帝王的亲自参与，形成了一种风气。高凤翰《砚史》、乾隆帝《西清砚谱》、纪晓岚《阅微草堂砚谱》、吴昌硕《沈氏砚林》对后世影响巨大。乾隆在《西清砚谱》序中写道：“笔最不耐久，所云老不中书，纸次之，墨又次之，惟砚为最耐久。”一语道破砚的独特价值。乾隆帝让于敏中等人编的《西清砚谱》，收录了当时宫廷收藏的二百四十一方砚台的图谱。
高凤翰平生嗜好古砚，曾藏砚千余方，择其佳者镌刻铭跋，著成《砚史》四卷，收录名砚一百六十五方，砚拓一百一十二幅。据说最初是用彩墨拓印，间以朱红、藤黄、赭石诸色，古雅可爱。《砚史》后为宿迁王氏所得，并延请太仓王应绶摹刻上石。据陆恭《砚田斋笔记》称：“因王应绶患病去世，《砚史》仅成其半，后由仪征吴熙载改用枣木制版摹刻补成，乃使《砚史》流传。”
其中，《阅微草堂砚谱》是清代纪晓岚所藏砚台拓本的集谱，它以学术性、艺术性享誉砚林，在古砚研究中一直被奉为圭臬，是砚谱中的经典之作。其收录藏砚一百二十六方，砚石质地有端、歙、淄、松花、红丝、澄泥等，形式丰富，铭文既保留了清代铭文文体的严谨，同时收录了诸如刘墉、铁保等书信手札作为砚铭，形式多样令人耳目一新。
乾隆帝非常喜爱砚台，这对砚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和引领作用。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88年)乾隆帝钦定编纂《西清砚谱》，命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将内府所藏诸多名砚精选二百余品加以说明，内阁中书门应兆负责图绘成册。据《西清砚谱》序文记载：乾隆帝亲自拟铭“即思题句铭辞皆自作，且六日而成四十首”，至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成书。《西清砚谱》中砚铭多出自臣工之手，部分是由乾隆帝拟铭，由于敏中、汪由敦等名臣誊写，后交养心殿造办处玉工镌刻完成。
(汉) 熊足圆形石砚
直径21.9厘米 厚10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
诗文著述与砚
砚与文人相亲相伴，文人之间又有喜诗文或互赠诗文的雅好，因此出现以“砚”为描写对象，或托砚抒情的诗文也不在少数。唐代文嵩以砚拟人，曾作《即墨侯石虚中传》，称砚姓石，名虚中，字居默，封“即墨侯”也是另一则嗜砚痴人的可爱故事。宋代关于咏砚、赞砚、铭砚、制砚的诗文层出不穷，还出现了《砚史》《砚谱》《砚笺》等研究论著。据传载于《西清砚谱》卷九的《兰亭砚》即为米芾参与制作的。苏轼还曾为“罗文砚”作传一篇，名曰《万石君罗文传》，说：“罗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隐龙尾山。”并称其因“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封其为“万石君”。因此，“石君”便成了他对“砚友”的统称。对这位“投以木桃”的“友人”，东坡先生也是“报之以琼瑶”，与其珍重相对，交心一生。
至清代，高凤翰、林佶、黄任、纪晓岚、张廷济等都曾参与砚台的设计制作。诗人黄任嗜砚如命，在广东任职期间曾亲自赴端溪挖石，专门请苏州制砚名手顾二娘为其制作了十方砚台，他还给这十方珍砚分别取有“芳名雅号”：美生春红、古砚轩、十二星、著述、无度、天然、青花、风月、写裙、蕉石。从此自号“十砚翁”，还把居所称为“十砚斋”。其中一块上好砚石，“出入怀袖将十年”，在《香草斋诗》中云：“今春携入吴，吴门顾二娘见而悦焉，为制斯砚，余喜其艺之精，而感其意之笃，以为诗赠，并勒于砚阴，俾后之传者有所考焉。”诗曰：“一寸干将切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如何轧轧鸣机手，割遍端州十里溪。”其《题陶舫砚铭册》亦云：“余田生蕉白砚，陈德泉井田砚，十砚翁青花砚，皆吴门顾二娘制。”由于文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将诗文、书画等艺术形式融入砚台的制作之中，使工艺与文化相融合，产生“古雅而兼华美”的艺术效果，从而体现出砚台文化的价值所在。
明清时期砚的鉴藏风气日盛，人们对砚的品评愈益精深。这些研究和体会许多被著作成文，流传至今的有三十余种，主要有明曹昭《古砚论》、清朱彝尊《说砚》、清吴兰修《端溪砚史》等。其中《古砚论》为曹昭《格古要论》中的一节，文中对端溪、欲溪龙尾、金星石、银星石、洮河石，以及铜雀台和未央宫瓦砚的产地、品质、特征、用法予以详明介绍。探本溯源、辨析精微，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说砚》作者朱彝尊为清代长于金石、经文和诗词的著名学者。此文据作者所见详述端砚的开采、石品等情况，对清代端砚的使用和收藏有重要参考价值。《端溪砚史》作者吴兰修为清代藏砚大家，其所著《端溪砚史》共三卷，详述端砚性能及品质。该书描述生动，系统详备，既有对前人砚论的采集，又阐发个人见解，颇有独到之处。《钦定西清砚谱》为清代乾隆年间于敏中等人奉敕编撰。该书分“陶之属”六卷、“石之属”一十五卷、附录三卷，共二十四卷，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著录清宫新收历代砚二百余枚，堪为藏砚的集大成之作。
砚铭的文人气
文人通过将书法、绘画、诗词歌赋等融入砚台的制作，表达思想情感，“文人砚”由此诞生。砚铭更代表一种文人情怀，佳砚配佳铭，方能体现砚台的文化所在。随着篆刻艺术的发展，大批的书法、篆刻家参与到砚铭的创作之中，使砚铭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文人雅好推动了砚铭文化的发展。每遇好砚，苏轼便为其作铭，单砚铭就写有近三十首。如《端砚铭》：“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一嘘而泫，岁久愈新。谁其似之?我怀斯人。”时值苏轼被贬南粤，途径一地，见到众人艰难的采石过程不禁发出感喟：品质如端石一样的人，何时可以遇见?
据桐城派作家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曾作“箴铭篇”，说明“箴铭”的艺术风格、内容和文体要求。文中说道：“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后世于器物上作铭，寄情于物，其文短而意长，骈散文都有，尤以长短句错落、韵律感强者为胜。是物皆可铭，古书中所见有椅铭、案铭、杖铭、扇铭、壶铭、石铭等，当然文人与砚相亲，长随不离，故而砚铭独占魁首，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玩砚、藏砚者，代不乏人，并著有专书。姚鼐的这段文字，详细地阐明了古代文人对文房器物的感知、人文情怀的释放，抑或是对人生的一种寄托。北宋诗人唐庚在《古砚铭》中写道：“笔之寿以日计，墨之寿以月计，砚之寿以世计。”
《沈氏砚林》是吴昌硕为著名砚台收藏家沈石友藏砚的题铭，被称为收藏界的《石渠宝笈》，共收录一百五十八方砚台。吴昌硕为沈氏藏砚作铭之时，正值人书俱老，其铭文与书法可谓双绝，正因为有吴昌硕之品题，沈氏藏砚已经超出一般砚台本身之意义。陈振濂先生评价《沈氏砚林》：“其文字书刻皆出自高手大家，方寸之砚精妙细腻，不让高壁广厅狂草巨篆，书、砚交合各占风流，堪为后世之范。”
在砚铭中不乏书法精品的存在。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留元刚编集颜真卿墨迹摹勒上石，刻《忠义堂帖》行世，《争座位帖》收录其中。陈克卿获此佳帖所喜之余亲自临写，又请好友徐石缩临于砚，供己欣赏。除此之外，还篆刻了一方印以志其事，印文为“克卿临争坐位”，朱文。另有一方白文印“陈文敏之章”亦出于徐石手笔。从印文可以获知，徐氏已窥得齐白石篆刻艺术的门径了。陈克卿还有一方颜真卿书《裴将军诗》砚，砚呈三角形，上饰如意云纹，引首有“克卿临古”方形阳文印。落款为“甲戌五月，陈克卿”。由此知之，此砚与上一砚制作于同一年，帖文亦系陈氏临写，徐氏亲自操刀刻成，《裴将军诗》原帖隶草相参，神龙变化。今观陈氏临写之作，仅得皮毛而已。
(清) 卢葵生漆砂文具盒
天津博物馆藏
张楠 摄
作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编辑：刘谷子)
︱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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