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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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1931年9月21日，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照会国联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时译德兰孟）：“我国军队及人民，因遵守本国政府命令，对此强暴行为，并未抵抗，以避免任何可使情势扩大之举动”。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1932年1月2日，蔣發表「獨立外交」演講，痛切指陳宣戰之弊害[37]:24。1932年1月30日蒋介石以在野身份就一二八事变发表通电：“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38]。
蔣事後在1934年10月檢討：中國東北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胡適等人甚至不惜主張依據日方所提〈幣原五原則〉進行直接交涉。中國中央政府卻堅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則，致使日本緩和派不能抬頭，日本少壯軍人氣勢日張，問題愈陷僵化。[39]
王禹廷認為，當中原大戰期間，張學良雄踞東北，舉足輕重，中央政府對他極盡拉攏[14]:2。張揮軍入山海關，協力靖難，東北邊防空虛[14]:2。日本軍閥乘隙發動「九一八」事變[14]:2。事變初起，不無局部解決之可能，中央政府未能妥善運用，一心寄望於國際聯盟調解，未作直接交涉之折衝，時間蹉跎，衝突擴大[14]:1。
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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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同日，中共中央代总书记王明发表“武装保卫苏联”的讲话。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提出组织游击抗日（后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即抗联）。12月6日，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北大南下示威團由中央大學集結出發，沿途散發「被壓迫民眾團結起來」、「全國無產階級暴動起來」、「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傳單，行經成賢街浮橋時打傷警官2名，警員7名，憲兵1名。12月11日，中共帶領北大南下示威團繼續發動示威暴動，並拿出「打倒國民政府」、「工農兵聯合起來」、「爭取反帝及一切自由」、「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各類油印傳單或標語。12月15日，北大南下示威團手執紅旗直搗國民政府外交部，數名職員不來及逃出遭毆打成重傷；一部份學生約200名左臂縳紅布赴中央黨部，以木棍擊昏陳銘樞並綁架蔡元培，黨部衛士鳴槍示警營救追回，由於蔡元培年事已高又遭脅持拖行半公里，手臂紅腫，頭部亦受擊傷送醫[40]。
张、蒋与所謂的不抵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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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前，据隨同張學良在北平辦公的“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處機要室主任”洪鈁在中國大陸1960前後發表的回憶稱，蔣介石於8月16日所謂"銑電"致張學良謂：
九月十八日夜間，張學良攜其夫人于鳳至和趙媞小姐正在前門中和劇院看梅蘭芳表演《宇宙鋒》京劇，忽據其隨從副官報告，瀋陽有長途電話前來，甚為緊急。張學良立即返回協和醫院，接通榮臻的電話，據榮報告，“駐瀋陽南滿站的日本聯隊，突於本晚十時許，襲擊我北大營，誣稱我方炸毀其柳河溝鐵路路軌，現已向省城進攻，我方已遵照蔣主席'銑電'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蔣介石於八月十六日，曾有“銑電”致張學良謂，“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張學良曾將這個“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官長一體遵守）。張學良令其將續得情況隨時報告，但此後瀋陽電話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時許，接到榮臻十萬火急的電報，內容與其電話報告相同。[41]。
還有其它論述張學良所謂一生都帶著蔣中正命令其不抵抗的電報文隨時放在身邊。學者劉維開認為，除了洪鈁的回憶外，包括其他相關人的回憶檔案館庫藏的檔案及蔣中正個人資料等，幾乎沒有其他資料證實此電的存在，而洪鈁的回憶是否正確，則是一個疑問[42]，而考量當時(1960左右)中國大陸的環境，也不能排除洪鈁為了個人利益講了違心之論[43]。
時任東北軍第七旅（東北軍在瀋陽的駐軍）參謀長趙鎮藩载：
基於上述種種情況，王以哲和我反復進行了研究，認為如果萬一發生事變，我旅必將首當其衝。為了研究對策，遂於8月間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軍官和情報人員共同分析研究。……王以哲說：“張副司令已經派人將情況報告了蔣介石，蔣指示暫不抵抗，準備好了再乾，一切事先從外交解決；並告訴張學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方針。”接著又接到張學良轉來蔣介石的銑（8月16日）電，主要內容是：採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讓，避免衝突，千萬不要“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等語。
時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部參謀廳（廳長榮臻）副官處處長楊正治（別字安銘）载：
在“九一八”之夜日軍砲擊北大營時，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代司令長官榮臻，假三經路蔣斌家召集高級官員參加的緊急會議。……張偕于鳳至和趙媞正在前門外中和茶園聽梅蘭芳唱《宇宙鋒》。當告以日軍侵占瀋陽，張始從戲園趕回來接了電話。張重申了蔣介石“銑電”（同年八月十六日蔣拍給張的電報）的內容，大意是：如日軍侵入，應避免衝突，一切忍讓，勿逞一時之憤，以免事態擴大不好收拾，以待“國聯”處理。
既然是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一定有发文、收文双方存檔及轉發相關軍事主管，然而迄今为止，在一千多页的张学良档案中皆未论及所谓“铣电”，更未见各军事长官间接收到的铣电电文。无论在中央级或地方级的档案馆都无人见到过这封所谓铣电，所以不能排除這些回憶錄是抄來抄去，真實性存疑，需進一步查證[44]。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張學良于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参谋长榮臻及臧式毅[45]：“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東北步兵第二旅旅长何柱國称：
“张学良于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12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则由蒋、张自带的卫队负责。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过于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张学良下的一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来源和真相就是这样，而张却替蒋介石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46]。
而由蒋秘书编纂的蔣中正《事略稿本》記載在12日蔣的行程為：
（1931年9月）“十二日 上午。批阅。会客。后天保城浙军纪念塔前。与夫人及孔氏甥等野餐。……下午（6时）。吴忠信持粤方汪兆铭等復电来见。”
9月12日上午，蒋中正在官邸批阅公文与会客，中午与親友前往南京郊区纪念塔野餐，下午吴忠信持覆电来见，晚上覆陈铭枢等人电报。当时全国最快的京沪快车是6小时行程250公里，至于汉口到石家庄距离850公里，以当时速度至少要十多小时，请问蔣中正怎能在上、下午各六小时的空隙中去石家庄会晤张学良，既不耽误中午去纪念塔，又不耽误下午会见吴忠信？[42][44]
事变时，张学良承认在九一八当时，乃是张学良親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到達南昌後，晚間九點至十點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學良事後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47]
榮臻，總結九月十八日深夜的報告：
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佔入營房，均可聽其自便等因。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砲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遂與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辦法，決定日軍行動任何擴大，攻擊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鎮靜。[48]
張學良，九月十九日上午同記者談話時表示：
“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槍械，存於庫房，昨晚日軍以三百人攻入我軍營地，開槍相擊，我軍本無武裝，自無抵抗。”[49]
張學良，同日下午2時半，張學良接受記者訪問時說：
昨夜接到沈電，驚悉中日沖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沈，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50]。
遼寧政委會代主席臧式毅於1951年7月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寫的交代材料，關於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應變：“會同總司令部留守參謀長容臻急電北京，想張學良總司令報告並請求應付策。奉命是採取不抵抗主義。”[51]
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張學良則是在1991年重獲自由後對電報論接決否認，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且郭维城在1934年才在中國共產黨的協助下滲透至張學良指揮體系擔任側近，要「回憶」1931年的往事不会是亲身经历。而透過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52]。且9月18日上午9点半，蒋介石登上永绥舰赴南昌督师剿共。19日至南昌迭接急报才知日寇攻击沈阳兵工厂、占据北大营，基本不可能在18日跟張學良有電函往來[44]。
当时《大公報》对918事件的有关报道張學良在戰後曾解釋：「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麼蠻幹，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樣做。我覺得日本是要以這種軍事行動來挑撥我們，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決這個事件......後來國民對我的不抵抗有所責難，對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責備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陰謀，我承認我有責任。」「從前許多學者研究認為是國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實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意思是看情況自己去辦，等於中央不負責的。因此不能將九一八事變沒抵抗的責任推給國民政府。我因為不希望擴大事件，所以採取不抵抗政策[53]。......」在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称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54]。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12月15日，蔣中正辞职，张学良也辞去陸海空軍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
最终，在九一八事變中，张学良落下“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由于張學良的不抵抗，和南京政府的隔岸观火，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短短半年便將東北軍勢力全部驅逐。
蒋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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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安內攘外
事变前，蔣介石當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為原則，以先消除共產黨的反對勢力，再集結力量對抗日本軍等外來勢力為方針。1930年7月23日，蔣發布《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17]:91，提出“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蔣還建立陳果夫、陳立夫CC系「中統」和黃埔系「軍統」，專注打擊中國共產黨勢力。在將各派系軍隊收編改組後，蔣即從1930年12月起，连续3次向中共根據地發動軍事圍剿。
事变期，九一八前夕，蒋自任南昌行营主任，集结30万兵力，正在江西亲自主持对共產黨中央红军的第3次围剿，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返回南京並於12月負起責任辭職，導致第3次围剿亦受影響，中共獲得了喘息壯大的機會。
近期通过蒋介石日记的解密，根据民国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战争时期，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北伐军对日妥协，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蒋在5月3日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从此之后，蒋介石的日记均以“雪耻”开头。
另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19日，蒋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瀋陽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9月20日记写道：“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从南昌出发回京。”
9月21日：“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升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耻，人定胜天。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下午请稚辉、季陶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闻之心痛。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东北又为一部分之利害急谋解决，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
9月26日：“雪耻，人定胜天。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史学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无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他虽然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并也存在团结一致、对日决战、宁死战不苟活的理想，并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拒绝与日本和谈，但由于当时中国形势复杂，蒋又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其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与他在日记当中的表达的爱国激情有较大差距，可看出蒋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复杂历史背景[55]。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痛恨也无时无刻不跃然纸上，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曾经与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记中愤恨的写道：“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
至12月15日，东北大量国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被迫辞职。
事变后，次年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驻沪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面對日本節節紧逼，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蒋介石为军委会委员之一，蒋复出。
蔣堅信“將來中日必有一戰”，遂由何应钦在报请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直接与日军谋和。2月10日王俊同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原日本驻沪使馆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将谈判。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约，来自日方的军事压力减弱。
蒋即重拾攘外安内政策，繼續对江西工农红军发动围剿，1933年2月蒋亲自任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为实际指挥官，集中50万兵力开始第四次围剿。
國內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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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街头的标语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全境陷落，全國譁然。國人對於張學良「不抵抗」也頗為不滿。迨熱河失守後，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後”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良罪責難逃。胡適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質學家丁文江在同期《獨立評論》發表“給張學良的公開信”，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於水火，貽誤國家。
当时，在广东另立國民政府的汪精卫严厉谴责蒋介石丢失东北，并要求其下野。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负责。汪精卫与孙科等粤系国民党领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东北抗日义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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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东北抗日义勇军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開始大規模入侵东北地区，各地民眾及駐軍紛紛奮起抵抗，东北地方警察，保安团和民众自发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較著名的有如國民政府黑龍江代省主席馬占山將軍率領的江橋抗戰（1931年11月3日～19日），但由於各自為政，最終多走向失敗。到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因日军围剿和未获国民政府足够支持瓦解。部分退入关内，部分并入中共與蘇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34]
民間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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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珍珠橋事件
九一八事变以後，全國民眾激昂，各地自动抵制日貨，作抗日之遊行，向政府請願，要求收復东北[17]:99。而一般青年基於愛國之心，自動組織抗日團體，或捐獻財物，或前往东北實際參加抗日工作[17]:99。
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變后，运动愈演愈烈。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被迫辞职。
12月爆發珍珠橋事件。學生運動達到高潮，要求立即「對日宣戰」，北平、濟南學生佔領車站，癱瘓馬路交通，上海市長張群遭群眾包圍，上海市區戒嚴。12月5日，國際聯盟中國代表施肇基、外交部長顧維鈞遭到華僑、民眾毆打侮辱請辭。廣東、浙江、山西教育廳長，北京、中央、中山大學校長，相繼被迫請辭。國民政府中樞機關、行政院、中央黨部遭到罷課學生癱瘓，人員幾無辦事之地。12月15日，蔡元培與行政院副院長陳銘樞在會見學運代表時，遭到學生批鬥毆辱[56]。
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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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上》（张寒晖作词，作曲）、藍蓮花、火流星（辽宁电视台）。